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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恶的“慈善互助”型传销犯罪竟锁定低收入群体

时间:2018-01-23来源: 作者:admin点击:
“他们说这是扶贫,交3000元,20天以内返3900元给我。”64岁的李某是湖南某县的一个农民。今年6月底,他被一个朋友诱导加入“善心汇”,把这几年靠种田、打工攒下的3000元交了上去,不料现在血本无归。从2016年5月开始,张天明等人宣扬“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策划、操纵并发展人员加入“善心汇”。


“他们说这是扶贫,交3000元,20天以内返3900元给我。”64岁的李某是湖南某县的一个农民。今年6月底,他被一个朋友诱导加入“善心汇”,把这几年靠种田、打工攒下的3000元交了上去,不料现在血本无归。

从2016年5月开始,张天明等人宣扬“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策划、操纵并发展人员加入“善心汇”。截至目前,“善心汇”注册会员500余万人,会员遍布全国。

当前,网络传销犯罪呈现多发态势,与传统的以“资本运作” “投资返利”等高额经济回报不同的是,一些“慈善互助”型传销组织以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为借口,打着“慈善救济、爱心互助”的旗号开展传销活动,此类“慈善互助”型传销组织发展主要对象是城乡低收入者、农村居民甚至残障、老年人士。诸如善心汇公司的此类传销组织通过扛公益旗,打感情牌,进行网络传销犯罪,迷惑性更强、社会受众更广、危害后果更重,全社会应予以高度重视,全力打击滋长发展。

一、“慈善互助”型网络传销的主要特征

(一)利用微信实时洗脑,提升凝聚力。该传销活动中,犯罪嫌疑人摒弃传统传销犯罪中面对面授课洗脑的方式,改为利用微信推送信息,潜移默化影响他人。如张某某在被发展成会员后,按照广东善心汇公司的要求,分别建立全国和本地等不同的微信群,根据需要在群中推送相应信息。群成员以家人相称,彼此以友情、关爱为主题,群内每晚8:30均有张天明当天的宣讲视频,宣讲内容主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民族大业”等宏大主题,反复宣扬善心汇“慈善互助”的“正义”性质,极力对会员洗脑,致部分会员执迷不悟。

(二)假借“慈善”名义,伪装掩饰自身。该案中,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注册成立的县级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全国善心汇组织的头目张某乙成立的广东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遥相呼应,组织策划各类公益活动,如联系人员至西部偏远地区调研,深入农村一线扶贫等,并利用网络、微信、报纸、杂志等媒体大量报道,极力将善心汇包装成具有慈善性质的公益性社会活动团体。该组织头目张某乙甚至多次假借“社会慈善家”“成功企业家”等身份接受电视媒体采访,并利用曾向中国妇女基金会捐款的事情,公开宣称自己与中国妇金会具有合作关系,使该组织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三)宣称“扶贫济困”,低收入群体成该类传销的会员主体。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在江苏某地区组织领导的传销活动中,打着“扶贫济困,均富共生”的旗号,以进城务工人员、普通厂矿工人以及鳏寡老人等社会低收入人群为重点,大肆宣传、吸收、发展会员。该传销活动投资门槛低,会员在公司网页完成注册后,最低仅需1000元便可在公司网页的六个社区内进行投资,15至60日内,即可获得5%—50%不等的收益,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截至案发,该县善心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不到三个月时间内便发展注册会员450人,其中大量人员无稳定收入,部分人员甚至为城乡低保户,参与者呈现明显的低收入及老龄化倾向。

二、“慈善互助”型网络传销的危害后果严重

(一)组织发展迅猛,参与者众多,崩盘造成的社会冲击更重。该类传销活动的犯罪地点从“小黑屋”搬上了互联网,突破了传统的时间、地点甚至国别界限,犯罪滋长的空间巨大。该案中传销组织以“慈善”“友爱”为噱头,假借国家大政方针,更易引发群众认同,发展十分迅速。某县城善心汇公司成立数月便发展数百名会员,且具有大量意向会员;广东善心汇公司成立仅一年便在全国发展会员500余万,吸引资金数百亿,社会牵扯面和潜在风险远超传统传销犯罪。

(二)弱势群体为主,受害者抗风险能力更差。基于知识层次较低、信息获取不畅、投资渠道匮乏以及缺少社会关爱扶助等,该“慈善互助”型传销活动所面临的主要对象就是城乡低收入者、农村居民甚至残障、老年人士。该类群体抵抗风险能力更差,面对变故更加难以调整修复,导致生活陷入困境。如在该案办理中,大量加入善心汇的低收入者、老年群众以及残障人士等到办案机关反映上当受骗,生活面临严重困难。

(三)以关爱、回报笼络人心,会员更易被操纵成为“提线木偶”。如上所述,该类传销活动显著区别于以限制人身自由、暴力强制他人发展下线等为特征的传统传销活动,加入的会员具有绝对的人身自由。组织者在日常微信联络中体现出的关爱言行,使大量会员心甘情愿地拥护、服从组织者。张天明被善心汇成员共同称为“张天师”“大家长”,其对会员的操纵能力超出普通的传销犯罪,也正因为此,该类传销活动对社会和国家具有更加严重的潜在风险和危害。

三、关于打击“慈善互助”等新型网络传销的建议

(一)整合资源,强化协作,提升犯罪打击成效。针对该类网络传销无需在特定的地点聚集大量的人员集中宣传、洗脑、限制被发展人员自由,也无具体商品作为传销载体,发现和查证难度较大的实际,建立由党委领导、政府牵头,工商、公安司法机关、宣传、电信、银行、网络公司等多部门、多机构配合的长效联动工作机制,突出公安和工商部门在打击传销活动中的骨干作用,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着力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全力构筑打击网络传销的协作体系,增强犯罪打击成效。

(二)结合实际,深入宣传,提高社会公众警惕。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各类新型网络传销的特点和危害,注重去除各类传销的伪装、噱头,帮助群众把握传销活动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原理,提升社会公众辨别传销、识骗防骗的能力。针对广大老年群体等传销活动的重点侵害群体,在其集中活动地设立相应的案例展板和警示宣传栏,开展现场讲座,以及以社区为单位举办反传销专项培训等,努力使广大群众对传销的手法、危害、违法性等应知尽知,营造拒绝传销、遵纪守法的良好氛围。

(三)严格行业自律,加强自我监管,净化网络环境。近年我国微信等网络平台的发展已经远超公众联络通信范围,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一再出现被不法分子所利用从事诈骗、传销、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为此应加强行业监管,堵塞隐患漏洞。根据通信运营商和各大金融机构的职能特点,制定相应措施,严格落实手机、金融卡、上网等实名制,用好大数据,发扬好群众战术,完善对传销信息的“发现—投诉—查处”链条等,切实净化网络环境,根除传销等违法犯罪的网络发展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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